東西問|章永樂:從“中世紀”后退:西媒涉華抗疫報道是如何“轉進”的?-中國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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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問|章永樂:從“中世紀”后退:西媒涉華抗疫報道是如何“轉進”的?

    2021年10月10日 13:58   來源:中國新聞網   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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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問)章永樂:從“中世紀”后退:西媒涉華抗疫報道是如何“轉進”的?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電 題:從“中世紀”后退:西媒涉華抗疫報道是如何“轉進”的?

      作者 章永樂 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接下來幾天,眾多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抗疫的報道,不約而同地用了一個詞:“中世紀式的”(medieval)。自那時以來,西方媒體對中國抗疫的報道,就是一部以“中世紀”標簽為起點的“轉進”史。

      “中世紀”與西方的中國印象

      “中世紀式的”包含著非常復雜的信息。眾多西方主流媒體在召喚黑死病的歷史記憶的同時,更是根據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來塑造中國形象:封閉、黑暗、專制,權力的行使充滿恣意,又常勞而無功,缺乏尊重個人權利,人民痛苦不堪而缺乏獨立精神,因而需要西方引導乃至拯救。

      這樣一個中國形象并非新發明。18世紀啟蒙時代,歐洲出現魁奈和伏爾泰等一系列“慕華”思想家,在魁奈所屬的重農學派影響下,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還曾模仿中國皇帝舉行“親耕禮”。而這就使那些警惕波旁王朝絕對主義王權的思想家更為不安,一些人著手批判波旁王朝心儀的典范。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中國歸入最糟糕的“專制主義”行列;盧梭在著作中也屢將中國作為負面范例。他們希望自己的社會避免中國這種可能性,至于中國的真實情況,他們并無興趣深入求證。

      隨著工業革命推進,歐洲生產力水平迅速提升,社會結構發生巨變。在此背景下,中國在歐洲的形象更趨負面。從黑格爾到托克維爾、穆勒,中國都被視為一個停滯不前的古老帝國,只有外力才能推動她發生變化。這種思維模式,為打著“文明教化”旗號的殖民主義提供了基礎。近代日本吸收并內化了歐洲的“文明等級論”,其學術界、思想界不斷論證,中國因過于落后而瀕臨被西方瓜分的邊緣,需要日本加以引導乃至拯救,這甚至成為后來日本侵華的重要理論基礎。

      資料圖:2020年4月14日,武漢,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轉院,雷神山醫院患者清零。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資料圖:2020年4月14日,武漢,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轉院,雷神山醫院患者清零。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人設”與西媒報道“轉進”史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但受到世界冷戰格局等影響,中國被西方政界和媒體“指定”扮演“反派”角色。此“人設”長期延續?;诖?,許多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任何正面信息時,總是加上一些負面內容:可以承認中國取得一些進步,但同時暗示中國的任何進步都不足以抵消其道路與秩序的根本性缺陷,甚至中國的經濟進步和社會結構的演變,會促使其加速向西方的道路與秩序模式靠攏。

      然而,在2020年以來的全球抗疫進程中,許多西方主流媒體實實在在地碰壁了,被迫不斷“轉進”:

      最初,西班牙某報紙發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題為“重返中世紀?”的評論,稱只有“獨裁”國家才會發生新冠蔓延,自由民主國家的制度對此有抵抗力。大量西方媒體對略薩的評論進行了報道。但隨著新冠疫情在歐美更快傳播,這種論調不攻自破。

      《紐約時報》在2020年2月評價中國應對疫情的封城方式是“中世紀式的”,但到3月份,意大利也宣布封城了?!都~約時報》卻繞開“medieval”這個詞,在社交媒體上贊揚意大利的勇氣,可謂毫不臉紅地搞“雙標”。

    資料圖: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后,由武漢站開往上海虹橋站的首趟列車G1722次列車駛入站臺。殷立勤 攝
    資料圖: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后,由武漢站開往上海虹橋站的首趟列車G1722次列車駛入站臺。殷立勤 攝

      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而歐美正處于疫情高峰。許多西方主流媒體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抗疫取得顯著成果。但是,它們又強調,與中國大陸制度不同的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也取得了不錯的抗疫成果,說明“自由民主政體”也能夠取得抗疫成功。

      可以發現,在報道中國抗疫實踐時,這些媒體總是側重強調各種措施的嚴格和強制性,而不去全面報道中國巨大的檢測能力、疫情追蹤能力、物資生產能力以及民眾對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參與。BBC后來拍攝紀錄片《重返湖北》更是故意在鏡頭畫面加上灰黑色濾鏡,以制造壓抑形象。

      然而進入2021年,臺灣地區抗疫“破防”,韓國疫情嚴重反復,新加坡干脆放棄了溯源和清零。只有中國大陸在面對新冠變異病毒德爾塔毒株襲擊時堅持清零目標,經過一個月,重新實現本土新增病例清零。盡管9月中旬又發生小規模疫情,但“清零”的目標與信心并沒有任何改變。

      在此情況下,許多西方主流媒體繼續“轉進”:承認中國大陸有能力實現“清零”,也默認那些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很難實現“清零”。而晚近的話語策略,則是強調中國大陸付出的經濟代價和個人自由代價過大,且長期不開放國門,無法跟國際接軌。

    資料圖:2020年3月24日,海南省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從海南省人民醫院治愈出院,與醫護人員擁抱告別。<a target='_blank' >中新社</a>記者 駱云飛 攝
    資料圖:2020年3月24日,海南省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從海南省人民醫院治愈出院,與醫護人員擁抱告別。中新社記者 駱云飛 攝

      實際上,在不斷“轉進”的過程中,許多歐美國家并非不想“清零”,而是在各種嘗試后沒有能力“清零”。但將被迫的選擇包裝成自愿的選擇,是維護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策略。相應地,媒體論述中國的口徑也就不斷調整,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心理平衡的方式。

      但不管怎么“轉進”,大量西方主流媒體對華報道的灰暗基調沒有改變。這種報道取態,事實上對于西方社會自身非常有害:它未能全面傳遞中國抗疫的經驗,阻礙了西方抗疫人員及時從中國的抗疫過程中汲取有用知識。長期以來,許多西方媒體按照固定套路刻意強調中國消極面的報道,客觀上“自我麻痹”,使許多西方國家決策者長期漠視中國,既錯過合作時機,也錯過了競爭時機。

      “灰黑濾鏡”后的“普遍性”斗爭

      為什么在一個信息傳播如此便利的時代,許多歐美主流媒體仍然堅持“灰黑濾鏡”?關鍵似乎并不在這些媒體自我標榜的“新聞專業主義”。加“灰黑濾鏡”,本質上是維護歐美對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的信念的內在需要。

      如果承認中國在不改變自身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同樣可以建設一個繁榮的現代國家,那就相當于承認可以用很多把鑰匙打開同一個鎖,西方掌握的鑰匙也只包含局部真理。這不僅關系到西方對自身制度和道路的普遍性的信心,更關系到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比如,許多歐美奢侈品是在中國代工,其生產成本低廉,超額利潤靠品牌溢價,而這種品牌形象,是建立在西方對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形象的營造之上,一旦“高大上”的形象崩潰,就可能會跌成“白菜價”。至于金融資本的運作,更依賴對于人心預期的操控,一旦信心失落、預期失控,贏利空間也就會被大大壓縮。

      因此,疫情暴發以來,歐美輿論界很多人思考的根本不是聯手建設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而是把抗疫想象成捍衛西方道路與制度普遍性的斗爭。

    當地時間2021年9月18日,美國首都華盛頓國家廣場上插著數十萬白色旗幟,悼念新冠逝者。 <a target='_blank' >中新社</a>記者 陳孟統 攝
    當地時間2021年9月18日,美國首都華盛頓國家廣場上插著數十萬白色旗幟,悼念新冠逝者。 中新社記者 陳孟統 攝

      變局中的中國選擇

      全球秩序正從單極霸權體系向多極化方向轉變。在此背景下,我們仍難期待歐美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時撤除或淡化“灰黑濾鏡”。畢竟,那將意味著歐美輿論界對一個多元文明的世界的接納,對當下歐美主流精英而言是難以接受的。但即便短期內無法改變,中國始終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使西方主流媒體面對實踐結果不斷地“轉進”,從而將它們的“灰黑濾鏡”進一步暴露在世人面前。

      同時,中國還可從西方主流媒體“灰黑濾鏡”對本國精英的“催眠”效果中學到一些東西。中國古代文明傳統與近代以來的革命與建設經驗中都富含這樣的制度思想——它對用靜態眼光看待普遍性保持警惕,更不會認為某種特定制度“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也不會作繭自縛,讓自己陷入一旦承認其他制度的正當性就會導致喪失自身制度普遍性的思想困境。在時間與空間中獲得持久存在的方法,恰恰是一種承認“變易”的方法,正如《周易·系辭》所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币虼?,不加“灰黑濾鏡”或“美顏效果”,實事求是報道各國發生的事情,根本無損于中國自身的道路自信與制度自信。在許多西方主流媒體繼續自我“催眠”時,中國保持清醒頭腦和開放心態,不背虛幻的“偶像包袱”,不陷入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根據時勢的變化調整戰略戰術,這本身就是一種思想上的優勢。(完)

      作者簡介:

      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史、國際法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與中國近代政治史/法律史,尤其關注國家/民族建構與憲法變遷、帝國與國際法、政黨與代表制、政治倫理與法律倫理等研究議題。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等專著。

    【責任編輯:劉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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